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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开卷|从散佚信札中读画外的王时敏刷爆头条

   更新时间: 2025-03-20 18:03  发布时间: 9小时前   3220
核心提示:王时敏(1592—1680)是明末清初绘画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其师从董其昌,且家富收藏,遍摹宋元名迹。在画家身份之外,王时敏又是怎样的人呢?近日,学者万新华所著的《画外 : 王时敏散佚信札考释》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汇辑王时敏近九十通散佚书信进行释读。作为难

王时敏(1592—1680)是明末清初绘画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其师从董其昌,且家富收藏,遍摹宋元名迹。在画家身份之外,王时敏又是怎样的人呢?近日,学者万新华所著的《画外 : 王时敏散佚信札考释》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汇辑王时敏近九十通散佚书信进行释读。作为难得的文字实迹,这些信札蕴含着种种丰富的信息,对于人们理解王时敏其人其艺乃至明末清初文人仕途、艺文交流的方式等皆具有意义。

《画外:王时敏散佚信札考释》书影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人。早年以祖荫任尚宝丞,后升太常寺少卿,人称“王奉常”;崇祯十三年(1640)辞官,隐居西田别墅,又号西庐老人。

作为明末清初绘画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王时敏画学董其昌(1555—1636),少时得亲炙,从南宗入手,于黄公望墨法尤有深契,暮年益臻神化,笔墨苍润松秀,成为一代画苑领袖。他高度关注笔墨构成方式及其抽象表现力,通过古人概括自然景物的笔墨范式与经验去再造一个心中的自然,既提炼树石、山峦、水流、屋舍之程式,又提炼笔墨组合中虚实、轻重、开合、起伏等对立统一因素的法则,“功参造化,思接混茫”,秩序化地重新组合,以个性化的笔墨运动抒发出个人情味。

然而,画家之外,王时敏又是如何?

首先强调,王时敏是太仓王氏家族承上启下的转捩性人物。太仓王家系出山西太原,南迁江左,自明代中期以来渐成显族。高祖王涌(?—1559)经营得法,家业兴起。曾祖王梦祥(1515—1582)业儒好文,传王锡爵(1534—1611)、王鼎爵(1536—1585)昆仲。王锡爵榜眼及第,后高居首辅,虽未创建一番丰功伟业,但其人品向来备受肯定;王鼎爵官至河南按察司提学副使,惜中年而逝。王锡爵得子王衡(1561—1609),官翰林院编修,中年而逝;而王鼎爵传子王术而早夭;王衡有王鸣虞、王赓虞、王赞虞三子,但王鸣虞、王赓虞未及成年而殇,王赞虞十二岁更名时敏,两支并一,家族使命重大(图1)。

图1 致陈继儒札 纸本行书,26cm×20cm

几年来,两位兄长先后早逝,父亲、祖父又在他十八、九岁时相继离世,年轻的王时敏在家运孤危之际独身当户,在祖荫之下义无反顾地走向仕途,奔波于错综复杂的官场,着力经营起王家的家族事业。在王时敏看来,光大家族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吾家三朝袍笏、两世丝纶,儿念家声,岂忍遽就门荫,但儿独身当户,又素羸弱,门内门外事辐辏填委,何暇攻苦下帷,且世情渫恶,非官裳曷支巨阀,宜急入京拜恩。

这是母亲周太夫人(1568—1627)的教导与期望。他又遵母命,绵延子嗣,王挺(1619—1677)、王揆(1619—1696)、王撰(1623—1709) 、王持(1627—1658)、王抃(1628—1702)、王扶(1634—1680)、王摅(1635—1699)、王掞(1645—1728)、王抑(1646—1704)先后出生,保证家族人丁兴旺(图2)。

图2 付子挺、揆、撰家书 1635年9月11日 纸本行书,28cm×16.5cm

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家族意识,使得王时敏面对清兵临下时在全面权衡之后于“杀戮与投降”之间艰难地选择了后者:

太常公遭明思宗之变,国祚已斩,宗社为屋,清军南征,将至太仓,郡人仓皇奔走。吴梅村与太常商议曰:拒之百姓屠戮,迎之有负先帝之恩,终无万全之策。太常筹画数昼夜,又与郡绅集议明伦堂,众以太原为明之旧臣,代有显贵,咸以太常为进退。太常知时势之不可回,涕泣语众曰:“余固大臣之后,死已恨晚。嘉定屠城,前车之鉴。吾宁失一人之节,以救阖城百姓。”梅村相与大哭,声震数里。议遂定,而清军已至,遂与父老出城迎降,至今西门吊桥,颜公迎恩。

诚如赖惠敏所言:“当政权转换时,士人到底要为自己争得千载声名?或为子孙铺下平坦仕途?的确是一大抉择。不过整体而言,选择降清者多,当遗民者少。那是因为士绅在家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且干系整个家族枯荣。”王时敏的抉择,应该是经深思熟虑的。

图3 付子挺、揆家书 1635年12月2日 纸本行书,28cm×13.1—14.2cm

后来,王时敏甘为遗民,但其以文知名的几个儿子多汲汲于科举以图仕进。他全力支持,反复致信当权者,为儿辈能得引拔而不断廓清仕进之路(图3、图4)。

图4 致王士禛 纸本行草,13.8cm×12.3cm

顺治十二年(1655),次子王揆二甲进士及第;康熙九年(1670),八子王掞、长孙王原祁(1642—1715)叔侄同登进士。及后,王掞选翰林院庶吉士,累官刑部、工部、兵部、礼部尚书,晋文渊阁大学士;王原祁则官至户部左侍郎,曾孙王謩(1670—1756)累官广东巡抚。太仓旧谚:“两世鼎甲”“四代一品”,王时敏通过种种努力实现了祖、父之殷殷期盼。从此,太仓王氏家族,不仅科第连绵,而且家声重振,世族门风不息。

不仅如此,王时敏自己发其端,长孙王原祁光其大,游戏笔墨,子孙后裔络绎不绝,在父子、兄弟、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教中不断积累,开创“娄东画派”,历三百年而不衰;王揆、王撰、王抃、王摅四兄弟精研诗词、戏曲,同列“娄东十子”,形成了显赫的家族文艺链群,可谓“艺林朱绂,卓有传人,芬苑青箱,衍为家学”。由此,太仓王氏家族成为明清时期家族文艺传承的典型案例。

晚年,王时敏仍不无感慨:“茕茕藐孤,危如千钧引发。尔时门祚单弱,内外事填委一身”,故而始终以光耀门庭为任,忧勤砺行,慎终追远,最终书写了家族历史的一段辉煌(图5)。

图5 致熊开元信札 1673年7月22日,纸本行书

多年来,他修身律己,对子孙、宗族也反复勖勉:

崇祯十一年(1638),有《戊寅由京中寄家书》;

崇祯十五年(1642)春,作《一家同善会引》,劝家人各随本愿,捐资赈济饥民;

顺治十四年(1657),有《闱后课诸子说》一则;《训持儿》诗五古四十二韵;

康熙三年(1664),作《友恭训》一则;

康熙七年(1668),有《再嘱》一则、《终事》一则;

康熙九年(1670)三月,作《家训》勖示子孙:孝友敦睦、省察功过、和睦乡闾克己退让、早完国课;

康熙十年(1671),有《族劝》一则;

康熙十二年(1673),作《后友恭训》;

康熙十三年(1674),有《训大三两房》一则;

康熙十四年(1675),作《手书先哲格言训六房》;

康熙十五年(1676),有《后楼嘱》《祭田申训》。

一系列的家训,后被辑录成为《奉常家训》,充分体现了王时敏持身应世所恪守的准则与规范。联系其“画家”身份之时,这些文字似乎易于产生某种现实的隔阂感。人们也许会诧异:王时敏表现出那种凛然自危的道德自觉意识怎么会如此强烈?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情境中,王时敏有着难以想象的忧患意识!

原来,作为家长的王时敏在绘画之外并非优游笔墨、啸傲烟霞,在悼念亡妻时反复自责“文章勋业两无成”,显得那么忧心忡忡。明末,他出于官场形势之虑里居乡间,并非如乃父王衡一样认同的山人价值观;清初,他又时刻以先祖遗风勉励子孙延续仕业,苦心维护家声,也设法结交勋贵官吏以寻求支持保护,热心参与地方事务,赈灾救济、代表合境官民上诉芦蠹、发起西园会集等,保全士绅名望、延续家族声誉,维持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如此等等,不一而举。子孙繁衍,家业不坠,一切都在家族之内,一切也在家族之外!

在八十九年的生命里,王时敏游历广阔,交友众多,书信往还不断。作为个人生命化的独白空间,书信在过去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一方面讲述人际交往的真实事情,另一方面承载与亲友之间的情感互通,问起居、报近况、告踪迹、谈家务,或千叮万嘱、或德行砥砺、或祝贺吊唁、或请托求索、或学问探讨……大至军国政务,小至生活琐事,细微、具体、生动,对研究社会、历史、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所以,信札也便成了一份牵挂,一份期盼,更是一份传续,承载着人们丰富而深刻的感情互通。

如今,王时敏传世信札,大致有三个面向:其一,有被辑录于《王烟客先生集》之“尺牍”,凡二卷共九十八通,多与官员故旧往来之函,除了一般的寒暄问候,近半有所请求,或为子甥科举仕业,或为地方弊政等,成为考察王时敏交游酬酢、文人故实以及明清易祚政治情势的重要史料;其二,留有家书传世,乃康熙五年(1666)致五子王抃十通,所论关涉当时掌故、文人事迹,后编成《西庐家书》一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影印以来传播甚广;其三,王时敏晚年与王翚关系密切,文字传递,约有三十余通,咸丰七年(1857)来青阁重刊于《清晖堂同人尺牍汇存》,又收于邓氏风雨楼重镌《清晖阁赠贻尺牍》,多是笔墨应酬、艺文趣事之片断。2005年,古书画鉴藏界又新现王时敏致王翚信札墨迹七通,虽有一二已入《清晖阁赠贻尺牍》,仍不失为难得的文献资料。2016年5月,毛小庆先生蒐集、整理、点校《王时敏集》,以上种种悉数收录,为人们提供了一份王时敏信札的大荟萃。

图6 致钱增札 纸本行书,20.1cm×8cm

随着公私收藏的持续公布,笔者近年来持续留意,又查访收得王时敏信札近九十通,时间跨越四十余年,举凡家书三十四通,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多涉家庭事务与官场趣闻;也有致亲家钱增九通,多叙述为官之旅,坦言酸甜苦辣(图6);也有致王闻炳十三通,嘱托家事家业,事无巨细,再三交代(图7)。

图7 致王闻炳札 纸本行书,27.9cm×34.6cm

还有致吴廷、王瑞国、王士禛、王鉴、熊开元、顾见龙等数通,尤其是致王翚九通,畅谈日常艺事、鉴藏活动,微观而具体,丰富而多元(图8)。作为难得的文字实迹,这些信札蕴含着种种丰富的信息,自然成为《王时敏集》的有益补充,理应为关注王时敏其人其艺及乃至明末清初文人仕途、生活的研究者所重视。

图8 致王翚札 纸本行书,20.7cm×23cm

所以,这些信札对于人们理解王时敏时代的社会环境、艺文交流的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于是,笔者仔细整理、认真释读,试图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出更为血肉丰满的“王时敏”。通过考证信札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那些已经消逝的历史场景与人物心理由此变得逐渐清晰,而信札之间内容的勾连也使零碎的资料更具组织性。

如此,画家之外的王时敏更加生动。

(作者万新华为江苏美术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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