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侵权案中学校担责案件占比较2023年下降5.3个百分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一个数据引起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曹阿民的关注：最高法报告中责任比例的变化释放了积极信号，“责任清晰，才能让学校挺直腰杆教书育人。”
虽然下降5.3个百分点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被最高法写进了工作报告当中，却是一个司法政策的明确信号——要更公平地分配校园侵权案件当中各方的法律责任，摒弃“学生出事学校必担责”的认知偏见。
原本，有关学校对学生的安全管理责任，《民法典》的规定是很明确的：只有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很多时候，法定的学校“尽职免责”原则被搁置，反而让学校承担无限的管理责任：只要是孩子在学校期间受到了伤害，哪怕本身没有过错，哪怕是因为学生故意违反校规造成的伤害，而且校方也及时送医救助，但是仍被判决承担侵权责任。相关判决不仅影响到了涉案学校，也容易催生“安全形式主义”。
在此前一些个案中，学校被不合理地要求承担“无限责任”，叠加教育系统内部的安全责任层层加码，结果就是更多学校管理转向风险厌恶，减少体育课时，降低运动强度，取消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甚至为追求校园的“零事故”“零风险”，有的学校规定孩子不能够在校园内走动，课间还必须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孩子们要想说话、交流只能去厕所。这也引发了之前社会上有关“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孩子”“厕所社交”的热烈讨论。
一定程度上，“消失的课间10分钟”“消失的体育课”等问题根源之一，还是一些不合理的司法判决产生的负面引导作用：“一人肚痛，全校吃药；一人跌倒，全市停跑”的问题一再出现。看似“未成年人权益优先”的司法政策，反而是被极个别家长用来“过度维权”，让孩子失去宝贵的课间10分钟，让未成年人的权益最终受损。
曹阿民委员认为，“校园安全不是无限责任，亟须以法治思维划清家校责任边界，让学校从‘自证清白’的困境中解脱。”最高法也通过典型案例披露等方式，亮出明确的司法态度，纠正 “学生出事学校必担责”的认知偏见。
这一次，最高法报告提到小学生在学校下楼时摔倒的案例：小学生徐某跟随老师、同学一起放学下楼时不慎摔倒，牙齿折断，老师及时联系家长并陪同送医。最后，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判决，学校多次对学生进行校园安全教育宣传，已尽到教育职责，也履行了必要的管理职责，驳回家长的赔偿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也指出，法院如果发现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仍会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并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及时堵塞校园风险漏洞。
学校没有尽到安全管理责任，有过错的，就要担责；没过错的，就不担责，而不能“和稀泥”。明确学校“尽职免责”，还要明确“孩子虽在校，家长也有责”，并细化责任清单，教师依规批评学生、组织合规体育活动等行为，若已尽到安全义务，校方不担责；若事件因家庭矛盾引发，则由监护人承担主要责任。不要让学校承担无限责任，否则只能被个别家长滥用、施压，让一线的校领导、老师无所适从。
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孩子，让学校敢组织孩子运动，其中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就在人民法院那里——法院要对学校坚持“尽职免责”，对不合理的家长诉求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