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刘艳美
近年来，越南制造业迅速发展并引发广泛关注。早在今年一季度，越南出口“超越深圳、直追广东”的话题就曾掀起一波讨论。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深圳进出口额为2.6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53万亿元，增长12.9%。同期越南进出口为5585.2亿美元，其中出口2825.2亿美元，上涨17.3%。
在这波产业转移过程中，越南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吗？这对我国出口产业链会造成多大冲击？
类似的讨论，已持续多时。几年前，外交学院教授施展曾前往越南和广东展开调研。在随后出版的《溢出》一书中，他引用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大学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阮德成的一句经典评价，来概括越南的发展逻辑——“因为我们有广州”。
越南的崛起，伴随着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加深。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则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去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到2302亿美元，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今年11月1日，两国签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被外界认为将推进两国贸易进一步升温。
对于两国的“亲密关系”，阮德成曾分析称：“越南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在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越南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搭上中国的顺风车发展起来。越南不需要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因为有‘广州’。”
“迁移”次序
对于越南来说，“广州”的重要性从何而来？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如施展所说，阮德成所提到的“广州”，实际上指代的是以广东为代表的东南沿海省份，这里是越南对华贸易的重要场所。
据施展分析，越南对华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逆差明显。数据显示，2017~2018年，越南对中国大陆、韩国、东盟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进口超过越南进口总额2/3。而与此相对的是，越南对美国、欧盟则是巨额贸易顺差。
越南都从中国进口些什么？
有数据显示，越南出口有较大比例是终端产品，而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零部件、半成品等）。一方面，从越南出发，以三星为首的手机出口量位列全球第2名，而电子零部件进口则占越南年进口总额六成多，其中七成来自东亚地区，三成多来自中国，且基本享受零进口税。
越南统计总局原局长阮碧林曾表示：“越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农业、加工制造业，我们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原材料。”
换句话说，“广州”首先能给越南提供的，是其作为后备军进军“世界工厂”所必须的产业链支撑。
施展曾提出一种“产业终局”的概念。自工业发生革命以来，每一个新生的革命性产业，最终都会随着地区间的各类势能差向外转移，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直到以某种形态停留下来，形成“终局”。
分次序来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重化工业产业，“大致是终局于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电子技术产业，因为对重化工业有高度依赖性，使中国同样具有巨大优势，但部分环节有可能向其他国家转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则是信息技术产业，主导动力是创新，其中，技术创新美国优势明显，而商业模式创新又依赖大市场，中国则有一定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制造业目前的迁移逻辑，正处于生产工序的跨国分工阶段。在此背景下，粗略衡量产业的技术高低已不合时宜，同一种产业中不同生产工序或环节的技术含量很不一样，不同工序的增加值也不同。
于越南而言，被转移的组装环节，通常是产业生产流程中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这对应了越南的优势。但随着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二者反而形成了一种深度“嵌合”关系。
制造逻辑
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施展构建了一个视野更高的国际政治经济解释框架：越南所身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大国博弈下的“生存策略”，造成了越南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果。
如果回顾过去几轮产业转移中承接国的产业发展走向，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如日本、韩国等，构建起包含重化工业在内的“自主经济体系”；另一类则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将自身产业嵌合在英、美等国的经济秩序中。
施展详细剖析了两类国家的发展过程。
日韩两国的崛起时间，已经是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的数十年后。这段时间差内，技术的扩散令重化工产业效益跌至平均利润率水平，加之其本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于资本本就匮乏的后发国家而言，发展重化工业不符合市场环境中的比较优势。因此，两国都曾走向财阀经济，也花费大力气来消化其所带来的问题。
而主要由市场经济逻辑驱动的澳加两国，则并未刻意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个原因是，由于历史渊源和国际环境，它们只要简单地嵌合在英、美的经济秩序中，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各个经济部门都是在一个远大于本国的市场空间中达成均衡的。
越南选择的是一种“中间道路”。面对国际环境带来的“安全焦虑”，越南有动力发展完整工业体系，但要与美国“联盟”，又必须接受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的约束。据施展总结，越南面临和日韩相似的处境，却“很可能走上更接近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路径”。此种情况下，完整的重化工业体系就很难在越南落脚。
“贸易上嵌合在美国体系中，生产上嵌合在中国体系中”，最终成了越南的发展路径。
而即便在承接后两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上，越南也存在一个难以短时间内逾越的劣势——人才。
施展发现，虽然关于苹果代工厂外迁的传言早已有之，但事实上，中国在苹果代工厂的地位依然稳固。他获得的数据显示，2015年苹果在全球的33家代工厂中，有30家位于中国；到2019年的59家代工厂中，仍有52家位于中国。
施展提到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所说的“隐性知识”，即只能通过师傅言传身教、个人体悟所积累的经验性知识。在中国，一批掌握“隐性知识”的技术工人是留下制造业的重要原因。比如，即便只是一个模具的设计，都涉及功能的实现、设计的配合等一系列“非常微妙的东西”，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拿出巧妙的方案。
在此方面，越南能否超越中国？按照施展的分析，短时间内可能很难。原因是，中国的人才库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孕育成长的，在外资企业进入后，“使这个高水位人才库找到出口，奔泻而下。”
广东“力量”
而当视角越下沉到人的层面，就越能看到越南制造背后更多的“广州”印记。
据施展调研，在越南承接的制造业企业中，有一个颇为特别的现象：这些以台资背景为主的工厂，都有较为类似的人员架构，通常由来自中国大陆的技术工人充当当地的管理层和中层，他们负责管理越南本地人从事流水线作业。由于在当地十分普遍，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中国干部”。
为何已进入越南的制造业企业，仍然没能“离开”中国？一位“中国干部”的解释是，“越南人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都跟不上，从中国台湾调人又太贵”，而在制造业迁移过程中培养出来的“中国干部”，恰是最合适担任此角色的一群人。
而广东正是“纽带”和“跳板”。
施展在书中讲述了几个“中国干部”的故事。他们可能成长于四川、湖南等地，甚至第一份工作在内陆其他省市，但在时代洪流下都曾前往广东打拼。随着广东工厂向越南迁移，他们又抓住新的机会，共同“下南洋”开疆拓土。他们既是越南“新移民”，又是中国“小镇青年”，更是广东在东南亚的“代言人”。
为什么又是广东？
众所周知的是，广东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通过“三来一补”早一步享受外商投资的红利。广东政协网发布的一篇调研报告指出，特别是在1992年后，台商对广东的投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施展展示了一份台企在东莞的投资数据。其中显示，在高峰期有超过10000家台资企业在东莞投资，包括当时全球最大的制鞋代工厂裕元集团。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资企业“撤出”之后的情况——东莞民营经济出现迅猛成长，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施展提到，台资企业进驻，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更盘活了一个更大的供应链网络。裕元集团曾有“制鞋业的黄埔军校”之称，尽管已经逐步向东南亚转移，但培养的大量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走进了国内各大鞋厂，还培养、拉动了大量供应商厂家，进一步吸纳了被裁掉的工人。
这两方面，成为日后“中国干部”进入越南的关键因素。
施展发现，台资企业进入大陆时，在经济和文化环境差异下，曾面临管理模式的调适和升级需求，在台企工作的大陆人才也因此有了培养管理“隐性知识”的机会。
后来，企业外迁到越南遇到类似问题。曾有企业照搬大陆调适过的管理方案，毫无意外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在越南当地缺乏相应人才的情况下，“中国干部”再次被投以青眼。
“中国干部”不仅有才干，还有资源。施展调研发现，由于越南本地并不具有完整工业门类，只能向海外寻找供应商。而大陆过去所形成的供应商网络，自然而然再次与迁出的工厂形成连接——枢纽正是“中国干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人为中心，一张巨大的网已然织就。随着网络不断加粗、拉紧，广东将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未来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