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22年11月26日在上海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出席并演讲。
谈及我国的宏观杠杆率问题，余永定认为，高杠杆率意味着我国可以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从而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储蓄率高，支持了较高的投资率，只要这种较高的投资率是市场行为决定的，是大家自愿的，就不能说这是一个问题，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优势”。
他指出，我国几十年来是经常项目顺差，在国际上是净债权国，拥有海外净资产2万亿美元。“我没有听说过在有这么高的净海外资产下，这个国家会出现货币收支危机，会出现货币危机，这种情况不大可能”。
余永定也坦承，我国企业的宏观杠杆率确实比较高，确实有风险，但企业的宏观杠杆率之所以高，有许多中国特色：第一，中国企业增长冲动强，投资率高，想发展。第二，中国企业自有资金比较少，特别是我们国有企业，这是传统决定的。第三，中国股市融资规模小，股市发展不好，“这确实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第四，中国企业有比较强的借贷需求。
余永定认为，中国企业宏观杠杆率之所以高，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有些原因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正面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特别是在微观层面，确实有很多企业会出问题，比如像房企会出现问题，过去一些大的制造业也出现问题。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在宏观层面我们为了降低杠杆而牺牲经济增长，最终可能是增加中国的金融风险”，他指出，“杠杆率的概念非常简单——债务除GDP，GDP下降了，杠杆率上升了，如果我们为了减少分子，减少债务，而导致分母更大程度的下降，那杠杆率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
余永定称，1999年、2000年、2001年，我国同样面临上述问题，但当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克服了杠杆率过高可能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防范投机性加杠杆导致的金融风险，要通过加强金融监管，而不是通过紧缩财政、紧缩货币所能解决的”。
余永定还强调，高度重视经营风险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无矛盾。“过去一段时间，房地产价格暴跌、房企爆雷，地方政府债务恶化，金融机构债券违约上升等等问题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执行更为扩张性的宏观经济问题与解决上述问题并无矛盾，中央政府扩大债务规模、银行扩表、降息，有利于减轻上述风险”。
余永定还强调，各种监管改革配套措施，在治理金融风险的同时要注意把握好度和时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把重视金融风险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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